反安慰剂效应：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治病这事儿还是要相信大夫，配合治疗。因为，心理学实验证明，怀疑药物的效果和医生的权威的确可以降低治疗效果。

《每日科学》2011年2月26日报道——牛津大学的一项大脑医学成像研究显示：对治疗持悲观态度可使强力止痛剂彻底丧失效力。

参与者进入核磁共振扫描仪。牛津大学的一项大脑成像研究显示：对治疗持悲观态度可使强力止痛剂彻底丧失效力。在镇痛剂给药方式未改变的情形下，患者对治疗信任水平的变化使其经历的痛苦水平随之变化。

相比之下，本研究中的对治疗持乐观态度的志愿者接受阿片类药后，其生理或生物化学镇痛效应随即倍增。

这项有关安慰剂效应及其反向效应，即“反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已发表于《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研究发现，在所有治疗中，医生可能需要考虑患者对治疗有效性的信任水平，同时需要考虑适应该患者的最优药物。

牛津大学大脑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心的艾琳•特雷西（Irene Tracey）教授（本研究由其率队）说：“医生不应该低估患者负面期望对临床效果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比如说，慢性疼痛患者通常会到处求医问药，但多种药物的尝试结果又经常使其希望落空。如果患者带着这种负面的经验来看医生，心里又满是世上已无药可以减轻其痛苦的念头；那么作为医生，在临床采用任何有效减轻其痛苦的药物前，都必须处理好这种负面情绪（否则将可能事半功倍甚至徒劳无功）。

安慰剂效应描述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形下给予不含有效药物成分的“药片”或给予假治疗时患者病情得以改善的情况。这种效应是极为真实的生理效应，并非只是患者主观上感觉“好多了”。而反安慰剂效应则反其道而行之：患者对治疗的怀疑与不信任使其恰恰看到了更糟的治疗结果。

此前的研究已经探索了安慰剂效应的相关基础：比如说服用糖片或用盐水注射确实可以引发真实的（生理）响应。

本项新的研究由医学研究委员会与德国研究赞助人提供资金。实验证明：调控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信任水平，可影响其对有效药物的响应。这一实验通过对该调控方式具体过程的探索而使相关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

牛津大学研究小组与来自位于德国汉堡—埃彭多夫的大学医学中心、剑桥大学与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同事联手对这些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为22名健康成年志愿者，其接受的药品为阿片类，实验人员调控其在不同点可能接受的疼痛缓解的（信任）期望水平。

志愿者被置于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并以热辐射加热其腿部（增强热辐射使之到达开始感到疼痛的水平——每个自愿者在1到100的这个范围内评估其疼痛程度，评估结果为70）。同时进行静脉置管，准备注射强力阿片为自愿者减痛。

首次操作行程启动后，在参与者不知晓的情形下，研究小组开始注射阿片，旨在观察（实验对象）不知情或（研究者不了解其对治疗的）信任水平的情形下药物效力。这样，原来的平均评估疼痛程度从位于66这个刻度下滑到55这个刻度上。

然后研究者告知志愿者：给予（镇痛）药物注射（但实际上未作变化，志愿者继续接受同剂量阿片）。这时平均疼痛率继续下降，到达39这一刻度。

最后，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志愿者相信已被停药；研究者同时警告志愿者疼痛可能加剧（实际上并作变化，仍以相同方式继续给药）。结果志愿者疼痛强度提高到64。也就是说，其疼痛水平跟实验开始时未接受任何镇痛药时一样。

研究者运用大脑成像来确认参与者有关疼痛减轻的报告情况。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大脑痛觉网络会根据志愿者每个阶段的期望水平作出不同范围的响应，与志愿者所报告的疼痛程度相吻合。

这就表明，志愿者心中期望水平变化时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痛苦经历，尽管镇痛剂的给药水平始终恒定。

特雷西教授说，这些研究结果已从一小组健康的志愿者中观察到，其效应由短时、非持续的（针对参与者对疗法的信任及期望水平的）调控所致。关键是在任何治疗中都不能低估这种信任（期望）效应的力量，医师需要掌握调控的具体方法。

在临床实验设计方面可能也有一些启示。临床实验常常设计为候选药与安慰剂的对照实验，以期观察候选药是否优于安慰剂。“应该控制实验对象对任何临床实验的（信任）期望效应。至少必须使负面期望最小化，以保证实验中的药物的效力未受其影响。”